杨炯对初唐四杰的排序不服的真实原因

　　对初唐四杰王、杨、卢、骆的排序，有人是不服的。

　　这个人就是杨炯。

　　他在听到这个排序后，琢磨了一下，说：“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

　　王勃当年在虢州做参军时，已有大量高质量的文章问世，但王勃并未因之而达到他的顶峰。在性情方面，他与杨炯差不多，基本也是瞧不起一般般人的，所以也是很少与人有亲密接触。说好听一点是耿介清高，被指责时就是恃才敖物。

　　杨炯的说法其实也是有他道理的。如果忽略王勃早逝的因素，就存留的文章来看，杨炯是有理由不甘居于王勃之后的。

　　在文学史上是不乏关于“神童”的记载的。年幼时的杨炯因善于诗文就被时人誉为“神童”。667年，17岁的杨炯中举后便被授为校书郎。

　　后来，在关于是否重新议定公卿以下冕服制度时，杨炯以一篇《公卿以下冕服议》说服了皇上，使一批重臣的建议未被采纳。

　　鉴于这篇文章的风采，《旧唐书》则全文转录。

　　虽然杨炯并不是一个官场得意的人，他一度因堂弟参加了徐敬业反对武则天的起义活动而受到牵连，但他却对武则天很是敬服。

　　692年七月十五，盂兰节，武则天设斋分送个佛寺，并在洛阳南城楼与群臣观看。杨炯便文兴大发，欣然而作《盂兰盆赋》献给武则天。

　　《盂兰盆赋》如果剔除歌颂的成份，文采之飞扬并不在《滕王阁序》之下。况且，在赋中，杨炯的真正目的还不仅仅是唱赞歌，他通过赋的形式表达了士人对武则天能成为帝王楷模的希冀。

　　当时的宰相张说就认为“杨盈川(炯)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

　　但，张宰相在给他赴任盈川令时的一篇临别赠言中，还是真诚的告诫他要“才勿骄吝，政无烦苛。”

　　这句话确实是有针对性的，杨炯的个性是比较张扬，他曾就朝廷上一些伪善的官员进行了刻骨的形容：“今假弄麒麟戏者，必刻画其形覆驴上，宛然异物。及其去皮，还是驴耳。”

　　再加上杨炯“为政残酷，人吏动不如意，輒榜杀之。”因而，杨炯与同僚们相处得并不融洽。

　　但很多事是要细加思量的。

　　如果王勃或者杨炯没了那种个性，估计他们也就不能被称为“初唐四杰”了。

　　文学作品与作者个人的处世风格是有极大关联的。

　　唐初的文风，基本是沿袭六朝时期的浮艳而来。在铺陈遣辞上，已经达到了一种难以超越的境地。尽管后人基本认为这种豪华无物的东西似乎没有多大价值，但作为一种文体或文采来说，它的精致应该还是无可挑剔的。

　　因而，要想发展或突破的话，必须寻找新的路径。

　　尽管王勃也好，杨炯也罢，他们在待人处事上是不太按传统的套路来出牌，但难得的是他们将这种个性同样保留到自己的作品当中。

　　他们觉得自己笔下的东西一定要有自己的内容，而且还要有与别人不一样的内容。于是，个性+现实体验+才华，形成了他们共同的创作取向。所以，在文风的新一轮创新上，王、杨、卢、骆相继不约而同的致力于打破常规，关注内心真实感受，关注外面的现实生活，在以往的豪华外衣下，注入了真实的时代气息。

　　而这一点，则是为唐诗开了先河。

　　王勃的早逝，可能在相当程度上平息了所谓的排名之争。

　　尽管杨炯“耻居王后”，与王勃不相上下的杨炯却为王勃的文集作了序。

　　他在《王勃集序》中强烈鄙视了以往的文风：“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指出这其实是“骨气都尽，刚健不闻。”

　　杨炯称赞了王勃的文风，是“思革其弊，用光志业。”

　　这种称赞则是表达了他们的共同理论主张。

　　在杨炯的赋、序、赞、铭、诗、文中，对后来影响最大的是他的五言律诗，其中尤为突出的是他的边塞诗。毫不夸张的说，后来的边塞诗作在很大程度上都难以摆脱杨炯的痕迹。

　　他的《从军行》中的“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更是千古佳句。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