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盛世时期的唐朝是如何和其他国家外交的

        开元盛世时对外实行和解的民族政策，改善民族关系，使国家得到进一步统一。同时，开元年间和睦的民族关系对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外交

　　《唐六典》列举的开元时期前来朝贡的蕃国数多达70余国。这些蕃国，从东亚的日本、朝鲜到东南亚地区的诸国，从今日中国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到中亚、西亚乃至地中海地区的一些国家，都对唐朝中央政府建立了一种朝贡的政治关系。

　　隋唐时，中日两国交往密切。贞观年间，日本有很多遣唐使、留学生和留学僧来唐学习。遣唐使回国后很受重用，他们以唐朝的制度为模式，进行政治改革，还参照汉字创制了日本文字，在社会生活上至今都保留唐朝人的某些风尚。唐朝赴日本的使节和僧人中，最有影响的是鉴真，曾六次东渡日本，在日本传播唐朝文化。

　　新罗派遣使节和大批留学生到唐朝学习；新罗商人来中国经商，新罗物产居唐朝进口首位。唐制建立政治制度、采用科举制选官吏、引入了中国的医学、天文、历算等科技成就。

　　唐玄宗时期与天竺交往频繁，最杰出的使者是高僧玄奘。贞观初年，他从长安出发，前往天竺。回国后，专心翻译佛经，还写成著名的《大唐西域记》。这部书是研究中亚、印度半岛以及我国新疆地区历史和佛学的重要典籍。

　　开元时期，长安、扬州、广州等城市，云聚着从海陆丝绸之路来华的胡商蕃客，成为沟通中外经济、文化与政治联系的重要渠道。亚洲各国留学生来华留学，络绎于途。与李白结下深厚友谊的晁衡，也是一位日本留唐学生。不少外国人在唐玄宗的朝廷任职。唐朝的使臣、僧侣、商人，亦不绝于途。

　　唐朝有鸿胪寺接待各国使节宾客，在各地设商馆招待外商，设互市监、市舶司掌管对外贸易。长安、洛阳、扬州、广州、兰州、凉州、敦煌，是唐朝对外贸易的重要城市。长安尤为著名，这里汇集了各国来宾，许多外商在“西市”经营店铺，长期居住，国子监接受了众多外国留学生，留居长安的“胡人”多达4000家～5000家。

　　中国化的佛教——禅宗的真正创建人慧能和尚，在玄宗即位那年圆寂，此后，在玄宗统治的四十多年时间里，禅宗迅速兴起，儒佛道合流成为历史的潮流，玄宗就曾亲自为《孝经》、《老子》、《金刚经》作注。所谓三夷教，即祆教、景教、摩尼教，也在华得到传播。正是这样一个开放的社会，使唐朝在社会风气上显得雍容大度，李白充满自信的诗句“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就是那个时代精神的写照。

　　外交文化

　　提倡文教

　　唐玄宗时期，诗赋成为进士科主要内容，以及为了撰拔人才，亲自在殿试考核吏部新录取的县令。而且对儒生十分优厚，下令群臣访求历朝遗书，共觅得图书近五万卷，便唐朝的文化事业迈向鼎峰。

　　人才辈出

　　社会经济的繁荣必然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唐诗最为后世称道，著名诗人高适﹑岑参﹑王维，特别是李白﹑杜甫都生活在这个时代，而唐代中期的著名诗人（所谓大历十才子）也是这个时期培育出来的。其它音乐﹑绘画﹑雕刻﹑塑造等艺术也无不有显著成就。

　　整理古籍

　　开元年间整理国家图书馆的藏书数53915卷。玄宗时代，唐朝的文教事业也有很大发展。今天我们所常说的四部（四库）图书分类，正式被国家官方图书馆所采纳，就是在唐代。“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呜呼，可谓盛矣！”

　　诗圣杜甫、诗仙李白都主要生活在这个时代。举几件文化建设上的典型事例。第一件事，唐玄宗曾组织鸿儒硕学，在集贤书院校雠四部图书；第二件事，开元二十年编订《大唐开元礼》，是最完备的礼制建设，稍候不久又完成《大唐六典》的编纂，是最完备的行政法典性质的文件；第三件事，大力提倡教育，广泛设立公私学校。开元二十一年（733）五月敕：“许百姓任立私学，欲其寄州县受业者亦听。” 开元二十六年下令天下州县，每乡都要设置学校一所，以教授学生。这样推行政教的结果是：“于时垂髫之倪，皆知礼让。”可以说教化大兴

　　重道抑佛

　　佛教在唐朝初年虽然没有被查禁，但发展受到了儒教和道教的限制，特别是对道教的提倡，使得佛教的发展没有取得至尊的地位。但是到了武则天时期，为了从宗教上来打击李姓，武则天对佛教采取了纵容态度，这使得佛教发展迅速。在全国的各个州基本都有佛教寺院。僧侣们不仅在国家的包庇纵容下兼并土地，还极力逃避国家税收。和尚数目的大量增加，使国家承担赋税和徭役的人数减少，影响了国家的收入。

　　在开元二年，唐玄宗下令削减全国的僧人和尼姑数量，最后使全国还俗的僧尼达到一万二千人之多。然后，玄宗又下令，禁止再造新的寺庙，禁止铸造佛像，禁止传抄佛经。对于官员和僧尼的交往也进行禁止，这使佛教在玄宗时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